刘珺：互联网时代的同质化与风险共振

近期，IMI学术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撰文分析互联网时代的同质化与风险共振。信息的广域覆盖和高度对称之下，受众获得信息的内容基本相同，时间基本同步，同质化殊难避免，与之高度相关的问题至少体现在市场行为同质化、同构化、同向化，产业同质化，经济结构的分层同化，政策趋同，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性趋缓和文化趋同等方面。网络时代“异”是表象，“同”是趋势，从经济金融的角度如何把握时代风险的主线，共振是关键词。金融领域的共振风险和风险共振纵向分层与横向交互并存，可以从宏观共振、中观共振、微观共振、心理共振和监管共振等角度予以说明。世界进入“一切皆互联”的后真相时期，虽然同质化和共振性的问题已经提出，但最优解尚未求出，接下来有针对性地“趋利避害”就自然而然成为探索和再创新的动因。

以下是文章全文：

互联网时代和物联网时代的共同特征是科技创新居于主导地位，是时代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在普遍联系的网络中，国别政策或许能够应对税收、贸易、就业等经济民生问题，甚至移民、反恐等国际敏感问题，但对日行千里乃至万里的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明显应接不暇。任何基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其效应在科技织就的全球系统内往往转瞬消弭于无形。

人类的发展史有言在先：凡事皆有两面性，既然有好的一面，就会有不好的一面，矛盾始终存在，只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相互转换并展现出来而已。那么，科技在显著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是否会带来新的风险，包括已知的未知风险（known unknowns）和未知的未知风险（unknown unknowns）呢？风险属性和结构是否发生演变、嬗变甚至蜕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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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质化与同质化发展

网络时代是人类历史长卷的“大写意”，技术和产品的创新由点到线，连线成面，组面成体，进而聚合为广袤的系统。变化成为不变的主题，变化无处不在，变化标识出时代的进步和进步的时代。新生事物形塑出以毫秒为单位的幻化和差异的时空和人，让不同演绎到极致。变化的结果一定是今不同昔，但是否“异”百分之百定义新时代而“同”无足轻重呢？始于细节的科技创新驱动大的潮流，形成大的方向，产生大的趋势，反而是“同”昭示全球性问题。“世界是平的”，网络时代的共性问题是相当程度的同质化，无论是发展的方式还是发展的结果。以下问题须共同且无区别地关注：

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问题。互联网的元问题不仅是速度和效率，至少与之平行的是安全，技术安全、系统安全和信息安全，该问题与科技创新同步同速，甚至比科技创新的速度更快。已知的网络战（cyberwarfare）已然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如黑客攻击伺服器（索尼案例等）、盗取用户信息（雅虎案例等）、虚假新闻（脸书案例等）、售卖假货（天猫案例等）、植入病毒或恶意软件（木马Trojan Horse、勒索软件WannaCry等）等，而相对未知的灰天鹅或黑天鹅安全隐患更是蓄势待发，不仅危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瘫痪系统的运行，而且利用网络平台的漏洞攫取不当利益，干扰社会生活，在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的同时不断侵蚀社会肌体。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情况下，点以及线的安全漏洞极易高速传播并引发整个系统的安全事故，结果是局部风险本身就是系统风险，二者几乎同时爆发，不分轩轾。信息“云”之后，信息安全的风险只会更加突出，无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有云的地方就会下雨，信息安全方面的“水滴石穿”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系统强健性（system robustness）问题。无人驾驶的自动化进程已经启动，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理论上可证明的技术转换成实践中可运用的技术是“新时代的长征”，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特斯拉（Tesla）的无人驾驶技术（driverless technology），不仅在现实中始终逡巡于智能驾驶（intelligent driving）、自主驾驶（autonomous driving）和自动导航（autopilot）之间，过程中还不时发生事故，所以实验室技术在人与人运动变化的互动场景中转化为成本适度的产品和服务的难度不可小觑；如脸书（Facebook）的信息真实性检核与过滤系统，无往不在的社交媒体滋生出“假新闻”的瘟疫，新闻和消息或许为信息，或许为噪音，或许为谣言，或许为谩骂和攻击，既然无“其言必信”，何来“其行必果”（《史记·游侠列传》语），是故脸书积极开发升级过滤工具并与第三方机构（如事实核查机构Correctiv、媒体新闻公司ABC等）合作以避免变成“假书”（Falsebook）；如淘宝和天猫防假货机制的升级优化，平台的覆盖面和延展度越好，其潜在的信用背书就越强，消费者的身份信仰要求平台内外兼修秩序井然，去芜存菁是对系统的最基本要求。无论技术载体是平台或是汽车，集成系统的精确度强健性是前提，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难度随着系统复杂程度的提升而提升。

系统性同质化问题。信息流动速度之快几乎是瞬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在技术上几近解决，对称信息的获取能力已不是根本性障碍，信息本身的交换与共享在深度、广度、速度上已臻化境。但是，信息的质量特别是清洁度、准确性和真实性却难以在短期内真正达到“对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对称是真信息对称，假信息也对称，真假莫辨。信息的广域覆盖和高度对称之下，受众获得信息的内容基本相同，获得信息的时间基本同步，同质化殊难避免，与之高度相关的问题至少体现在：

第一，市场行为同质化、同构化、同向化。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愈发显著，以金融市场为例，跟踪和模拟指数的被动投资（passive investment）渐成主流，不同类型的基金在投资者偏好变化的情况下，普遍向成本低、业绩稳定、风险适中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exchange traded fund）和指数基金（index fund）战略大迁徙，全球范围内投资模式的转换，导致基金与基金越来越相像，资金与资金越来越相像，投资逻辑相像，期限结构相像，收益目标相像，风险偏好相像。当然，根本原因是投资者在人口统计学上的结构同化，即主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而与之相适应的养老金投资风格主导市场。金融市场如此，其他市场也概莫能外，农业、石油和大宗商品、钢铁等，均表现出周期性特点，而周期内的差异化不显著。

第二，产业同质化。尽管产业分工依然存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依然存在，但是不同产业以及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市场主体的发展逻辑高度趋同，无非是物联网、智能化等，实体经济技术主导，生产和消费高度重合，制造活动从属于系统集成，产品和服务的营销场景化和OTO（online to offline）、O&O（online and offline），等等。产业分类的标准多元且发散，产业之间的界限更是模糊到朦胧的程度，产业整合的共性技术也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AR，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基因测序（genome sequencing）、机器人等领域。未来，产业划分的意义或许不复存在，实体与虚拟之分或许不再明晰，经济体系就像神经系统，广泛联系，交互作用。

第三，经济结构的分层同化。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虽然不同国家按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层级，但是处于同一层级的经济体经济理论类似，经济政策类似，经济结构类似，经济结果也类似。发达经济体的主基调是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智能生产、网络化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主基调是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供应链跃升、绿色、民生等。世界经济逐渐层级化，而层级之间呈现一定的稳态，而突破所需要的力量在信息和技术的对称融合中被稀释消解，层级间位置互换的难度很大。

第四，政策趋同。在一定区域内或跨区域的国家集合体中，国别政策的差异越来越小，而相同政策在不同国家的执行以及相似政策在不同国家的采纳客观上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共同体”，当然也伴生“共同政策”的不同政策效果和政策瓶颈。前者如欧盟，且不说英国脱欧的余震犹存，即便是其中相对黏合度高的欧元区国家也面临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国别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后者有代表性的其一如避税天堂国家（tax havens），以极低的税率辅之以便利的营商环境吸引外国企业落户，政策组合简单划一，几无差异，但目前受到国际社会反逃税避税的巨大压力；其二如北欧高福利国家，保障性极强的政策以高税率为依托，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颇为近似，但巨额公共财政负担的持续性存疑。

第五，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趋缓。人口结构老龄化已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并且负向迁移的趋势无减速迹象。目前超老龄国家（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21％以上）有德国、意大利、日本、希腊和芬兰，到2030年将达到34个。人口结构的同向变化导致很多国家在相对集中的时间窗口内同时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或下降的困局，社会存量财富掌握话语权，增量财富又主要被精英阶层特别是技术精英获取和占有，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社会公平没有明显改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而阶层流动的路径上，不仅存在固有的障碍，而且新增了越来越智能化的机器，不同阶层人的相互替代很难，但机器对非精英阶层的人的替代已经不是科幻，而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第六，文化趋同。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作用下，文化符号东西交融，南北汇集，比如手游口袋妖怪（Pokemon Go）是日本任天堂和美国硅谷公司Niantic的合璧之作，甫一出现，非风靡可以描述，简直成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的全球化可见一斑。人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物理空间，但在社交媒体营造的虚拟空间中，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却使用一样的表情包、分享一样的网络语言，文化趋同标记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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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风险和风险共振

网络时代“异”是表象，“同”是趋势。那么，从经济金融的角度如何把握时代风险的主线呢？共振是关键词。事物和发展方式的趋同一定程度上会强化与之相关风险的共振特性，无论是内生风险还是外部风险，其发生、积聚、扩散、爆发一定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共振现象。由于共振，风险的量级无论正负均会产生倍数效应。

网络时代的虚拟性映射到经济领域的表现是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罗伯特·希勒语），而金融是虚拟经济的“执牛耳者”，并且是前沿科技积极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管窥金融领域的风险共振效应、多维风险的全貌就能按图索骥。金融领域的共振风险和风险共振纵向分层与横向交互并存，以下运用“事件分析”（event study）予以概要说明。

宏观共振。国别政治事件和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大国。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英镑贬值、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股债双牛的“再通胀交易”（reflation trade）、马克龙击败勒庞入主爱丽舍宫之后的欧元回升等，均非独立事件或独立结果，而是重大国际事件的长波共振，更需关注的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事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起全球共鸣，形成潮流，宏观影响力的波及面甚广。

中观共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心照不宣地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为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维持超低利率水平，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甚至不约而同出台负利率的超常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之于市场是子午罗盘，金融市场对此的反应是股债同频向上，结果相当于央行按照同一样式给金融市场进行了“整容”，主要金融市场的结构特征自然越来越像。宏观政策的趋同传导到中观市场产生共振，市场的牛熊转换、涨跌幅度等几乎循着一致的节奏，一旦出现逆转，下行风险的共振烈度或远超预期。

微观共振。在资本市场尤其是基金市场，被动投资或指数化投资已然成为潮流，囿于其固有的特征，该类基金的调仓和买卖集中在交易结束前半小时左右的时段内，以尽量保证持仓与基准的相对一致。这种单个基金的个体行为在交易模式上很快趋于相近，羊群效应（herding effect）产生，股票市场尾盘出现了“流动性微笑”（liquidity smile）的现象，对所投资股票价格的同向加力相当程度地扭曲了指数成份股的价格表达，弱化了市场价格发现机制的作用发挥。

心理共振。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基础，完全理性是纯学术的条件设定，有限理性才是现实。既然理性有边界，那么心理作用对行为的影响就不能过于简单化处理。在金融领域，心理学的交叉跨界愈来愈明显，譬如“情绪指数”（sentiment index）在投资中的深度运用。市场参与者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对话，经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的结构化处理量化为指数，以反映市场的情绪导向。

进入2017年，比特币价格突破2000美元大关，除供求关系和技术考量之外，更多是投资者的情绪使然，对现有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对保密性的高要求，对系统安全脆弱性的担忧，以及“物以稀为贵”的升值憧憬，多种心理因素同步发挥作用，以情绪共振的方式表达投资观点，呈现出的经济结果显然是非理性的，并且是方向相同的非理性。

监管共振。金融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不仅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而且子市场之间（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也以资金为媒介高度相关甚至不断融合，因此，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自然不可须臾缺位。微观金融监管的 “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未平，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太关联而不倒”（too connected to fail）又起，若监管者针对具体问题循旧例各自“对症下药”，或许短暂治标，但监管目标或难以实现，甚至由于监管共振而导致政策力度过大，加剧市场波动，形成负面预期，产生新的风险。

2017年以来，为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去杠杆，监管机构连续集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银监会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专项治理和防范“十大风险”，保监会的“一月十文件”（2017年5月）加码“强监管、补短板、治乱象、防风险”， 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文规范地方融资，以及证监会的股市和通道业务规范新政，政策的数量不可谓不大，密度不可谓不高，但截至目前效果却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或许是监管者对监管共振的作用机制和烈度估计不足。若节奏力度合理，政策协调充分，则既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并且对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世界进入“一切皆互联”的后真相（post-truth）时期，虽然同质化和共振性的问题已经提出，但最优解尚未求出，仅是勾勒出同质化效应的轮廓和风险共振性的大致模样，接下来有针对性地“趋利避害”就自然而然成为探索和再创新的动因。否定与修正的螺旋式上升仍是基本的发展轨迹，新技术、新工具仍在帮助人类直面问题和挑战，如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其共识算法和分布式记账使任何数据的记录和修改必须同步并留有痕迹，且保密性极强，或许可以避免伪造和篡改，重建信任，还世界以真相？

编辑  包倩文 郑晓雯

来源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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